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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空间服务版权监管研究(第八节)

时间:2017-05-22   来源:首都版权产业联盟  浏览:1039

第八节  立法建议

        1990年,新中国制定了第一部版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并于1991年6月开始施行。1992年10月,《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在我国生效。到目前,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管理的所有主要的国际版权公约。2001年10月和2010年2月,为了与WTO的TRIPS协议对接,我国对著作权法进行了两次修订。在此期间,国家又陆续制定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一系列行政法规。一个中国特色的版权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实践证明,这个法律体系对于推动我国版权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著作权法列举的几乎所有类型的作品,都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实现网络传播,并日益成为人们获取作品的主要来源。尤其近几年来,云计算技术和云空间服务的普及和发展,促使信息网络快速地进入了网络3.0时代。信息网络的普及和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原有的著作权法律体系基本上是互联网时代前的产物。几乎每一个法律规范都是为传统作品及权利样式量身定做的。当我们运用这些法律规范来实施网络版权保护时发现,几乎每一个案件都难于找到可以准确适用的法律规范。从上个世纪末以来,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网络版权保护的新思路和新机制。1998年,作为互联网发源地和版权大国的美国率先推出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案。之后,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也相继开展了数字版权保护的立法。2001年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次修订时,明确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2006年,根据著作权法的授权,借鉴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的思路,我国制定了第一部网络版权保护的行政法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在此期间,我国还通过一系列的司法解释来疏通网络版权保护方面的具体障碍。但是,随着信息网络进入云空间服务时代,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在颁布十年后已经进行了第一次修订。2011年下半年,我国也正式启动对著作权法进行全面修订的调研工作。我国的版权立法本来起步较晚,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而网络版权保护无疑是这次修订的重点内容之一。我们认为,此次著作权法修订,至少要解决几个涉及网络版权保护的主要问题。

        一、重构著作权财产权项划分,设立网络传播权。

        我国1990年制定的著作权法对财产或经济权利统称为“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2001年著作权法第一次修订时把“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细分为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在内的13个权项。并授权国务院另行制定行政法规,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予以保护。从近十多年来的网络版权保护实践看,这种把信息网络传播权单列保护的做法弊大于利。建议设置大范围的网络传播权。强化网络版权的有效保护。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信息网络时代产生的一种新型权利,不能直接适用著作权法原有的保护规则。在著作权法律体系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另起炉灶单搞一套规范,势必和著作权法母体发生脱节。客观上成为一个游离于著作权法之外的独立规范。从而影响了网络版权保护的有效实施。例如,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通过互联网对作品进行非交互式直播,就无法认定为侵犯广播权的行为。只能选择“兜底条款”中的其他行为。另外,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广播权等其他公开传播权本身就存在竞合与交叉。从版权保护的意义上说,没有必要考虑交互式和非交互式的区别。

        尽管目前各国版权法对财产权种类的划分不尽相同。但财产权在本质上可以归结为复制权、发行权、公开传播权和演绎权四大种类。我国著作权法表述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表演权、放映权、展览权等均可归属于公开传播权。

        从本世纪初以来国际上的版权立法走向看,大多是在研究传统权利在网络环境中适用的基础上,调整原有的公众传播权。把网络传播权融入其中加以控制和保护。

        1996年缔结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即规定了一项广义的“向公众传播权”。其中包括了网络传播权。

        美国版权法把网络传播权融入发行权、表演权和展示权等三种传统权利中,没有单列网络传播权。

        欧盟则采用重组原有权利的方式,把新兴的网络传播权和传统的广播权等都纳入公众传播权中加以控制和保护。

        澳大利亚则将“向公众在线提供作品”直接纳入“向公众传播权”所控制的行为。

        日本在 1997 年修订著作权法时创设了“公众送信权”。把原来的广播权、有线广播权和网络传播权都融入其中。

        建议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重组著作权法原来的财产权项划分。设立统一的,包括网络传播权、广播权等在内的更大范围的网络传播权项。重新设定其控制范围,设置统一的保护规则。取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二、明确法律概念定义,完善版权侵权规则体系。

        版权保护的依据不仅仅是著作权法,还涉及民法、刑法等法律规范。著作权法是民法体系的一个分支。《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均为著作权法的上位法。著作权立法首先要考虑与这些上位法的一致性。然而,立法滞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民法体系也存在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目前著作权立法面临的是大量与现代信息网络有关的前沿科学技术问题。有些可能还是现行民法没有顾及到的问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国家各级司法机关颁布了一些涉及著作权问题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文件。国家各级版权行政部门也出台了一些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同时,这些年来全国各级法院也产生了大量的判例。由于缺少必要的兼顾和沟通,从而导致了一系列认识上和概念上的差异。根据我们搜集到的一些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企业和专家、学者的意见,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仅供参考。

        (一)明确法律概念定义。保证著作权法的有效实施。

        据不完全统计,著作权法和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刑法、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中涉及版权的法律概念定义不下上百个。其中一些概念定义不一致或不明确。还有相当一批概念没有定义。如“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存储空间”、“直接获得经济利益”、“明知或应知”“存储和缓存”“赔偿责任和侵权责任”等等。例如对主观过错状态的表述,侵权责任法的用语是“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用语是“明知或者应知”;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用语是“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又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使用了“不承担赔偿责任”的用语。这里的“赔偿责任”是否可以理解为一般“侵权责任”。而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信息存储空间”、“存储和缓存”、“连带侵权责任和共同侵权责任”等却没有定义。

        建议一,著作权和民法立法必须统筹兼顾,加强沟通。而不能各行其是。要尽量做到概念定义的统一。这主要是立法机关的协调责任。

        建议二,著作权立法一定要在法律文本中对重要概念和常用概念一一做出尽可能详尽、清晰的定义。其他概念也可以在实施条例中定义。不要怕繁琐和麻烦。我国实施的是成文法制度。法律概念不清将影响法律的有效实施。降低版权保护的效果。

        (二)完善版权侵权规则体系。有效制止网络侵权行为。

        目前,著作权法和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刑法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中列举的侵权行为大约有几十种。主要指向是有主观过错的侵权责任。其中涉及避风港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过错认定标准最为复杂。主要问题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履行了合理注意义务。

        鉴于主观过错认定是判定侵权行为和侵权程度的重要前提。在基于“善良管理人”理念制定的民法一般侵权规则中,对注意义务的要求均比较高。例如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这和人们理解的避风港规定中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负有主动审查义务的认知形成较大的落差。

        建议一,著作权立法应当根据上位法的规定设置和描述侵权行为。尽可能和上位法的描述相一致。

        建议二,将信息网络和云空间出现的新型侵权行为和方式融入现有的侵权行为中。不能融入的,应当予以增加单列。例如,互联网直播中对知识产权的侵犯以及云空间可能涉及的各种直接间接侵权行为。

        建议三,立法机关应当有效协调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著作权法等法律的修订工作。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侵权行为的注意义务要求尽可能趋于一致。鉴于我国目前网络侵权行为形势严峻的现实情况,应当适当抬高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动注意义务。当然,这种抬高一定要适度。以不阻碍技术的使用和发展为前提。尤其要提倡网络服务提供者积极利用技术手段去防范侵权行为的发生。

        三、修改刑法著作权犯罪的规定,实现著作权法与刑法的有效衔接。

        (一)尽快修订刑法著作权犯罪的规定,解决依据司法解释追究网络著作权犯罪行为的不正常局面。

        追究著作权刑事犯罪现行有效的依据,是八届人大五次会议1997年3月14日颁布的刑法修订版。该版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行为,仍然停留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作品的年代。不难看出,这些规定都是为著作权法规定的传统作品样式和使用方式量身定做的。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这些规定都无法直接适用于网络著作权刑事犯罪行为。在刑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为了解决著作权法与刑法的有效衔接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4年和2007年先后颁布了两个《关于办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从2004年到2011年,用了近七年的时间,就网络侵犯著作权案件的“复制发行”行为的认定问题、营利模式和非法经营额的计算问题、追诉标准问题、网络证据的效力和取证方式等问题做出司法解释。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是适用这些司法解释来追究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国家运用刑事手段制止网络侵权盗版行为的努力。例如,为了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纳入刑法范围,司法解释将通过信息网络擅自向公众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视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复制发行”。这样的解释是有悖基本法律常识的。因为传统的复制发行工艺与网络的数字化制作传播并不是一回事。因此我们呼吁国家立法机关尽快修改刑法关于著作权犯罪的规定。尽早结束适用司法解释来追究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的不正常的局面。

        当然,修改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规定,首先要修订好著作权法。明确侵犯网络版权的一系列规则。才能为刑法修订提供比较明确的参照。比如,现行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包括了未经许可,擅自传播他人作品、表演和音像制品等侵权行为。但没有涉及避风港规定的应知或明知行为是否侵权的规定。依此推定,所有涉及避风港和云空间服务的侵权行为,将都不会承担刑事责任。随着云计算为基础的云空间服务的快速发展,云空间将很快成为一个巨大的避风港。整个信息网络将进入云空间时代。立法应当具有必要的前瞻性。否则,刚刚形成的网络版权保护秩序将趋于瓦解。

        另外,目前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法定最高刑设置明显偏低。这一直广受国内外舆论的诟病。建议修订刑法时提高法定最高刑期。至少应当设定在十五年左右。才能有效震慑侵犯著作权犯罪行为。

        最后,关于目前司法解释设定的侵犯著作权罪追述标准问题。社会上普遍认为已经很低了。违法所得在三万元以上和复制品数量在五百张(份),原则上无需再降低。但应当根据复制品价值再进行细分。有涨有降。五百张报纸和五百部电影的生产成本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起刑标准太高,不利于追究著作权刑事犯罪。起刑标准太低,则挤压了行政处罚和民事诉讼的空间。

        (二)设置网络版权侵权事实有条件的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

        201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设置了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即复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证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权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种推定责任的方式,在行政处罚的实践中已被广泛应用。但在刑事诉讼中应用则缺少法理依据。按照传统的做法,在刑事案件中,涉案作品必须经权利人一一认证,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使用。这在涉案作品品种单一、数量较少,权利人比较明晰的案件中是可以做到的。但在网络著作权案件中,涉案作品往往种类复杂,数量众多,权利人分散。要求每一个作品都经过权利人认证,是十分困难的。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了“有证据证明涉案复制品系非法出版、复制发行的,且出版者、复制发行者不能提供获得著作权人许可的相关证明材料的,可以认定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意见。这个意见虽然是以非法出版、复制为前提。但它毕竟把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引入了刑事诉讼程序,对审理侵权刑事案件具有明显的实用意义。2011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天线视频网站侵权案中,即先把经过权利人认证的2000部作品作为定罪依据。对嫌疑人不能提供授权文件的其他3000部作品,则通过推定的方式认定侵权事实存在。这种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和提倡。刑事诉讼遵循无罪推定原则,这在法理上是不能改变的。但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刑事案件,我们的传统思维也应当有所改变。建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时,引入有条件的、严格限制的推定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

        四、明确避风港规定的适用条件,设置三振出局规则

        进入本世纪,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包括云空间、微信社交平台等在内的资源分享模式逐渐普及到整个信息网络。所谓资源分享模式,在国外称为UGC模式。就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存储空间和发布平台,供用户上传、浏览、下载作品的一种网络经营模式。在美欧等网络发达国家,UGC平台的内容来源,主要是授权作品和用户自制作品。

        避风港规定源自美国千年数字版权法案。其基本设计理念是在实施网络版权保护时,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一种有条件的免责空间,以避免网络服务提供者因提供网络技术服务而承担法律责任。按照这个规定,提供自动传输、自动存储、信息存储空间和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符合法定条件情况下提供技术服务,应当履行通知和移除义务,即根据权利人的通知,及时删除用户上传的侵权信息或断开指向侵权信息的链接。即可不承担赔偿责任。

        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版权保护环境和权利人维权意识等方面的差异,避风港规定在它的发源地美国实施以后,基本上实现了合理保护网络版权的立法初衷。兼顾了权利人和网络企业的合理诉求。并没有发生用户擅自大量上传他人作品的现象。而在我国,一些信息存储空间以无偿占有大量版权资源为目的,故意怂恿用户大量上传他人作品,并有意无意地误读、滥用避风港规定。以没有法定审查义务为由,回避“应知或者明知”的免责条件。从而不断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侵权事件。严重地侵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网络经营的版权秩序。建议在著作权法修订时对避风港规定的适用条件做出比较细致的规定。

        (一)设定红旗标准。强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合理注意义务。

        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应知或明知的情况下不适用避风港规定。避风港规定设计的核心理念,是避免不合理地加大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北京市版权局在其2010年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指导意见中,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防止未经授权上传影视剧及专业制作的视频作品;载有出版、版权标识和再版编目的作品;体育赛事、文艺演出等电视、网络直播节目;一般公众所熟知的知名作者、制作者的作品或知名度较高的作品等。2005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中,也把未尽到与公民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社会经验和法人经营范围、行业要求等相适应的合理注意义务认定为有过错。这些根据公众常识列举的行为和判断标准,明确了应知或明知的界限。既限制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因故意实施侵权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也有利于其强化合理注意义务。

        建议在著作权法修订时把一些根据公众常识应知或明知的情况写入法条进行定义。

        (二)设定三振出局规则,有效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三振出局(3-strikes and out)原是棒球运动中的一个术语,近年来在国际上被移植到维权领域。即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权利人的通知,应当移除用户上传或要求链接的涉嫌侵权的信息。权利人的通知以两次为限。如果权利人第三次告知网络服务提供者该用户涉嫌侵权,那么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终止与该用户间的服务协议。停止为其提供服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没有按上述要求停止服务,则应当承担帮助侵权的责任。在2007年以前,三振出局主要表现为权利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达成的合作维护网络版权的协议。是双方自愿的合同关系。最早的三振出局协议是英国唱片工业协会(BPI)与该国最大的家庭宽带服务商Virgin Media达成协议。2008年以来,英国、法国、新西兰、日本和韩国等一些国家开始酝酿三振出局立法。其中新西兰最早完成立法,但没有施行。目前已成功制定并施行三振出局法律的是韩国。尽管三振出局立法在国际上颇具争议,其法律实施的效果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完善。但从我国的基本情况出发,中国如不实行三振出局立法,将很难正确地适用避风港规定,有效维护网络版权的正常秩序。

        (三)鼓励、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技术手段防范侵权行为。

        设立避风港规定的初衷是寻求版权保护和技术发展的结合点。实现权利人和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按照这个设计理念,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只有在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才承担侵权责任。因此服务提供者应当履行合理注意义务。但合理的注意义务不等于被动或消极的注意义务。也可以是一种积极主动地注意义务。因此,鼓励、提倡甚至要求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使用技术手段防范侵权行为。通过技术手段解决技术问题,并未提高其法定义务。实际上,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已经初步具备对海量作品的控制能力。

        目前一些云盘提供一项名为极速秒传的服务。其功能就是对用户上传的文件进行哈希转换。即去除重复上传。将云盘中已存在的相同文件分配给用户使用,从而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另外,大部分云盘都有同步、备份数据的功能。这是云计算技术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见,随着网络技术和云空间服务的不断发展,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对网络资源的控制能力会不断加强。边际成本会越来越低。利用技术手段控制作品的传播将很快成为现实。如果是这样,避风港规定的事后通知移除就可以关节前移。实现提前预防和事后通知相结合的新模式。这对于实现有效的网络版权保护意义重大。国家版权局2015年发布的关于规范网盘服务版权秩序的通知中,已经明确要求网盘服务商运用有效技术措施,主动防止用户擅自上传并分享他人作品。

        建议在著作权法中增设利用技术手段建立作品过滤系统,防范侵权行为的新规定。主动屏蔽、移除权利人、政府版权行政部门发布预警声明和司法机关发布禁令的作品。以及符合作品信息基因库特征的作品。

      (四)统一立法用语,采用符合我国国情的语言表述方式。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避风港规定,采用了美国版权法的免责表述方式,这至少是避风港规定在实施中引发误读的一个重要原因。避风港规定的本来意义应该是,除了符合免责条件外,在未经许可情况下使用他人作品均应承担侵权责任。但在该规定的执行过程中,却常常被有意无意的理解只要进了避风港,就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因此我们建议,著作权法修订,一定要采用我国立法常用的,公众熟悉的归责加例外的方式,明确哪些行为是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避免因立法语言表述方式所带来的不必要的误解和困扰。

        五、创新作品授权使用机制,促进作品的使用和传播。

        版权的合法使用有合理使用、法定使用、授权使用和转让三种基本情形。各国版权法也大体上按照这个思路去设定版权使用的法律规范。但鉴于国情差别,各国的版权法对版权使用方式的掌握尺度不尽相同。范围宽窄不一。比如我国的著作权法就被一些西方国家指称合理使用范围太宽泛且不合理。当世界进入信息网络时代,面对信息爆炸性的增长和开放的网络传播环境,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原有使用方式的利弊得失。探讨如何创新授权使用方式,以适应网络版权合法使用的客观要求。从我国网络版权保护实际出发,提出几点建议。

        (一)调整合理使用范围。加强权利的保护。

        现行著作权法列举的合理使用情形,范围太宽泛。不利于权利的保护。应当调整压缩。摒弃一些带有计划经济色彩并已经过时的规定。如报刊广播电视转载、教学科研及执行公务需要等规定。取消一些定义不清,可能造成无法控制后果的规定。如扶贫工程项目等。国家的公益事业和公务活动应当通过其他的途径去解决,而不应当通过著作权立法设置“特权”。

同时,适应网络传播的特点,增加鼓励权利人主动向社会贡献作品的规定。适当扩大合理使用的范围,以促进作品的传播。例如对直接在网络上产生的作品,如网络文学、网页设计等作品,只有在权利人事先声明不得转载的情况下才予以限制和保护。

      (二)适当扩大法定使用的范围。促进作品的使用和传播。

        现代信息网络的特点是存在着海量作品和众多的权利人。这使得获得授权变得相当困难且成本巨大。传统的授权使用方式桎梏了作品的授权和传播。仅仅通过现行事后救济方式已经很难奏效。适当扩大法定适用范围是一个可取的方向。

        现行著作权法中的有些法定使用规定应当取消。如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和已出版的录音作品等规定。

        把一些原来放在合理使用范围内的情形调整到法定使用范围。如汉文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制作盲文书籍等。允许公益性馆藏作品进行复制等等。

        增加鼓励权利人通过权利人组织管理授权使用、报酬收转等权利的规定。

        增加鼓励权利人及其组织与网络服务商试行流量分成和广告分成等新的授权使用模式的规定。

        建议司法机关研究国外(如德国)的版权补偿金制度。由设备制造商和网络服务商事先提供一笔补偿金。在推动作品传播的同时保证权利人的利益。根据我国信息网络发展的实际情况,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但具体实施的方式还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

        (三)扩大权利人声明的范围。强调限制商业性使用的原则。

        为了确保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著作权法应当增设权利人声明的专门条款。扩大权利人声明的范围。权利人可以事先声明那些作品未经许可不得使用或者商业性使用。也可以事先声明接受何种使用方式。包括向社会贡献作品。所有法定使用方式都应该纳入权利人声明的范围。

        六、修改版权自动保护原则,实施作品登记和版权许可使用、转让合同登记制度。

        自动保护原则是指作品一旦创作产生,不管发表或登记与否,均依法予以保护的一种法律制度。这项原则是在我国1990年制定的第一部著作权法中确立的,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我国确立版权保护制度的初期实行自动保护原则,是一个自然的选择。但自动保护原则的局限性是权利的产生未经明确的法律程序确认,权属关系不甚清晰,容易造成版权纠纷。作为一种弥补措施,国家版权局于1994年颁布了《作品自愿登记办法》,建立了作品自愿登记制度。但由于登记信息不向社会公示,也没有查询服务的制度安排,因此无法起到理清权属关系,促进版权信息资源共享,减少或避免版权纠纷的作用。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寻求版权保护的社会需求越来越大。尤其在现代网络传播形式广泛、迅捷、多样的环境下,自动保护原则的局限性越来越显露出来。

        美国实行的是登记保护制度。1790年美国出台的《联邦版权法》第412条规定:“在按照本法进行版权登记以前,不得提出侵犯任何作品版权的诉讼”。这表明,版权登记无碍权利产生,只事关主张权利。近几年来,我国版权登记的数量不断攀升。北京、上海、广东等版权较发达地区均已设置了专门的版权登记机构。已经基本上具备了实行登记保护的条件。

        2011年5月,北京市版权局为了贯彻国家版权局的版权合同备案制度,出台了一个“版权声明试行办法”的政策性指导文件,鼓励那些获得授权使用及转让的权利人声明公示自己的权利。目的是掌握这些处于流转状态的权利的现状,理清它们与登记的原始权利的联系。如果我们能够在实行登记保护制度中同时包括版权许可使用和转让登记,将有效地理清版权原始权利和流转状态。对促进版权信息资源共享,预防版权纠纷,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维护版权交易秩序都具有重要意义。

        七、提高法定赔偿和行政处罚上限,设置惩罚性赔偿规定。

        1990年我国制定著作权法时,鉴于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法定赔偿标准和行政处罚上限都定的比较低。也没有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法定赔偿标准实行“填平”原则。即以权利人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法获利作为赔偿标准。实际损失和违法获利难以计算的,法院可以酌情判决50万元以下赔偿。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是违法经营额3倍以下罚款。违法经营额难以计算的,可酌情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但随着社会和技术的发展,这样的标准已经不能适应信息网络时代版权保护的需要。即便2010年调整到25万元,但仍然偏低。较低的赔偿标准和罚款额度使降低了违法成本,不能有效发挥遏制侵权行为的警示作用。建议在此次修订著作权法时,提高法定赔偿标准和罚款额度。法定赔偿标准至少应提高到200万元。法定罚款额度亦应提高到10倍和100万元。

        赔偿标准应当包括精神赔偿、名誉损失等其他间接因素。只有使违法者因侵权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有效遏制侵权行为的发生。

        八、明确公共利益界定标准,加强版权行政保护。

        2001年我国第一次修改著作权法时,把“同时损害公共利益”列为实施版权行政处罚的要件之一。但由于实施行政处罚情况非常复杂。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公共利益的情况下,使版权行政执法部门在查处版权侵权案件过程中处于两难的境地。影响了行政处罚的有效实施。因此修订著作权法,应当列举出涉及公共利益的一些主要情形,以方便行政执法部门的贯彻执行。如可以列举出涉外案件、群体性侵权案、涉及产业发展秩序的重大案件等等。